“福建的林權制度改革是習近平同志親自抓起、親自推動的”

採訪對象：黃建興，1948年11月生，福建閩侯人。1989年8月任福州市林業局副局長，1990年5月任市政府副秘書長，1991年1月起歷任福建省委辦公廳行政處副處長、處長，1998年4月任省委辦公廳副主任，2002年5月任省林業廳黨組書記、廳長，2008年1月任省人大常委、農經委主任，其間借調國家林業局任集體林權制度改革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2011年1月退休。

採 訪 組：邱 然 陳 思 黃 珊

採訪日期：2017年6月4日初訪，2020年1月5日核訪

採訪地點：福州市黃建興家中

採訪組：黃建興同志，您好！上世紀90年代初，習近平同志調任福州市委書記，您也在這一時期調到市政府辦公廳工作，90年代末你們又在省委一起共事。請您談談你們一起共事的情況以及您對他的印象。

黃建興：習近平同志1990年調任福州市委書記。那時，福州市有五區八縣，農村工作佔到很大比重。他十分重視“三農”工作，為了加強市裡對農村工作的協調和推動，提出讓一位農村基層工作過的干部任市政府副秘書長，協助市領導工作。經過市委組織部推薦，我於1990年5月就任此職。從那時起，我與習近平同志有了工作接觸。

在工作接觸中，我深刻感受到人民群眾在習近平同志心中的分量，感受到為民情懷已經深深融入習近平同志的血脈。這裡列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妥善處理1990年連江縣琯頭鎮官岐村發生的“8·2”惡性群體性事件。當時，福州久旱不雨，鎮上派工作組到官岐村協調分水灌溉工作，有名干部發現一位農民私自擴大農田進水口，大發脾氣，爭執當中把群眾推倒在水田裡。事情發生后，圍觀群眾越來越多，群情激憤。這名干部見勢不妙，跑離現場向鎮黨委負責同志匯報，說官岐村農民造反，應馬上派人教訓一下。鎮領導沒有認真細致了解情況，頭腦一熱，當即組織幾十個人把村子圍起來，打罵群眾，沖到村民家中打砸家具，造成的影響極其惡劣。琯頭鎮是僑鄉，海外華僑遍布世界各地，僑民知道這件事之后都很生氣，組織人到市裡反映，要求嚴肅查辦。他們手頭掌握了一份記錄現場過程的錄像，表示：“如果市裡不能解決，我們就到省裡去告。如果省裡還不能解決，我們就通過僑界告到中央去！”事態進一步惡化。

這件事發生的時候，習近平同志剛到福州市任職不久。他對這件事很重視，但處變不驚、非常沉穩。經過初步了解，他指出：“群眾是佔理的，干部野蠻行為是不能容忍的。”他當機立斷組織調查組進行核實，然后做好安撫工作，再根據實際情況研究處理。這個調查組由公檢法等部門的十多位同志組成，讓我帶隊。臨走前，習近平同志特別叮嚀我下去之后不要搞官官相護，要多聽群眾意見，實事求是依法辦事。經過一個月認真細致地工作，調查組穩住了局面，掌握了真實情況，回來后向習近平同志主持的市委書記辦公會作了匯報。他聽取匯報並看了相關錄像，嚴肅指出：“這件事情處理的宗旨，就是為民伸張正義。對欺壓百姓的官員，一定要嚴懲不貸，絕不姑息。”

市委秘書長林文斌同志向連江縣委縣政府傳達了習近平同志的重要指示。縣裡及時處理了毆打侮辱群眾的干部，並安撫了受害者。由於事情處理得公正、合理，得到了官岐村群眾的諒解。調查組離開時，村裡的老百姓夾道歡送，還放了鞭炮，連江縣的海外鄉親也口耳相傳，大家都稱道習近平同志是“包青天”。

通過這件事，我對習近平同志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也印証了我之前聽到的他在寧德地區留下的良好口碑。他那麼年輕，卻敢於擔當，能夠秉公處事，替老百姓伸張正義，實在令人欽佩。

第二個例子發生在1998年，那時習近平同志在省委工作，我也調到了省委辦公廳直接為他服務。有一次我陪他到福清市調研，晚上8點多返回福州市區途中，遇見一起卡車和摩托車相撞事故。習近平同志看到騎摩托車男子倒在血泊中，要求立即停車下去看看。我們都勸他，交警已經到位了，就不用管了，還是繼續趕路吧。習近平同志嚴肅地對我們說：“倒在那裡的如果是你們的親人，你們會不會下去。”他下車察看后，馬上叫人撥打120，接著俯下身握住傷者的手安慰他：“不要怕，我們周圍有這麼多人幫忙呢。”10分鐘后，救護車趕到，等傷員上了救護車，習近平同志反復叮囑一定要搶救過來，然后才回到車上。在返城的車上，他一句話也沒有說，看得出來心情很沉重。車上靜悄悄的，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我想，習近平同志之所以堅持下車去看望傷者，是因為他確實把群眾當作了親人，十指連著心。

習近平同志還真誠愛護著身邊每一位工作人員，我對此也深有體會。1987年，省委辦公廳要調我去工作，但是因為家庭原因，我一直沒去。1988年夏天，我忙於抗洪，疏於照顧家中孩子，耽誤了醫治時間，17歲的兒子在生病17天后突然離世。這個令人無法接受的現實，給我造成了非常沉重的打擊。那段時間，我的精神幾近恍惚。1990年下半年，省委辦公廳又動議調我去，這次是通過習近平同志做我的工作。

1990年12月26日，是我至今難忘的日子，習近平同志請我到他的辦公室談心。我說：“習書記，我不想去省裡工作了。”習近平同志說：“建興，你為什麼不去？怎麼想的，跟我說說。”我說：“我連孩子都沒有了，對我來說，一切都沒什麼意思了。”沉默了一小會兒，習近平同志說：“建興，你所遇到的這種打擊，是一般人難以承受的。但是，過去的事情誰也無法改變了。你作為一個男子漢，千萬不要消沉下去，一定要振作起來。你調到省裡面，工作忙一點，還能分散你的注意力，對你也是有好處的。”我說：“您這麼理解和關心部下和百姓，我很佩服。我什麼地方都不去，就想跟著您好好工作。”他對我說：“你先去吧，以后日子長著呢！說不定我們還有機會在一起共事。”

其實，直到這個時候，我和習近平同志接觸也並不多，但他這麼大的領導，在百忙中還抽出時間跟我聊家常、談心事，不擺任何架子，字字句句都是貼心體己話，都講到了我的心坎上，讓我心頭一熱，眼淚奪眶而出。習近平同志馬上拿出抽紙遞給我，讓我擦眼淚，臨別時又緊緊握住我的手，給了我無限的力量。我一個勁地重復著說“謝謝、謝謝”。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期間，一直思考和推動生態省建設，您先是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后來又到省林業廳當廳長，了解他的初衷和想法嗎？

黃建興：習近平同志任專職省委副書記時，主管農業農村和統戰雙擁等幾塊工作，我在省委辦公廳為他服務。那個時候，他對生態省建設就有很多思考，曾說過：“生態資源是福建最寶貴的資源，生態優勢是福建最具競爭力的優勢，生態建設應當是福建最花力氣的建設。”

1998年11月，習近平同志帶我們到武夷山市調研生態保護，在車上利用空隙時間給我們上生態課。他舉了一個例子，說是美國夏威夷島當地政府想利用優越自然環境發展農牧漁業來繁榮經濟，當地議員和專家學者提出反對意見，認為要利用這個自然優勢，把生態環境文章做足才是真正出路。最終，政府採納了這個意見，退耕退漁去牧，由此才使夏威夷島成為世界著名的旅游勝地。習近平同志說，這個例子告訴我們，武夷山應該把自然生態保護好，這是關系武夷山前途命運的大問題。當年，生態建設還是一個新名詞，但在習近平同志的頭腦中，生態理念已經根深蒂固，而且愈加強烈。

1999年上半年，習近平同志帶我們到平潭考察沿海防護林。當走到蘆洋鄉洋中村時，知識淵博的習近平同志跟我們講起乾隆十四年當地發生的“一夜沙埋十八村”史實，當時全村無人幸免於難，隻逃出一隻小豬。隨行同志聽了之后，都笑了出來。他立刻嚴肅批評說：“你們還笑得出來，這是慘痛的歷史教訓，我們應該在這裡建立一個生態環保的反面教育基地，讓子孫后代都明白生態保護就是我們的生命線。”后來，我到省林業廳工作，根據他的指示精神，在當地建立了十八村森林公園。

2001年，擔任省長的習近平同志著手抓生態文明建設，親自擔任福建省生態省建設領導小組組長，前瞻性地提出建設“生態省”的戰略規劃。2002年，習近平同志在省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建設生態省的戰略目標。同年8月，國家環保總局批准福建成為全國首批生態省建設試點省份之一。從此，福建啟動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生態保護工程。此后，福建作為樣板，帶動了全國十幾個生態省的建設。

習近平同志一貫重視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我講一件至今記憶猶新的往事。2002年6月21日，習近平同志帶著我們從福州前往武平縣調研。車過閩侯縣祥謙鎮五虎山下時，我向他介紹了五虎山的神奇之處，其山頂平如桌面，五個山頂就是五個桌面，無論是山體面貌還是生態環境，都堪與隻有一個平台的世界名山南非開普敦的“桌山”媲美。習近平同志非常感興趣，立即交代司機慢慢開，邊看邊感嘆：“這五個山頭虎虎生威，真是神奇之山，離市區又這麼近，以后將是福州百姓的好去處。”他還說：“我在福州工作時，請新加坡專家參與制定福州市總體規劃，以八一七路為中軸線，延伸到這裡，應該是福州南向最大的案山。”他對我說：“這是自然形成的東西，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你們林業廳應把這一帶的生態環境保護好，決不能被破壞掉，否則大自然不會答應，人民也不會答應。”根據習近平同志的囑咐，我出差回來后立即組織有關專家進行論証和規劃。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五虎山2004年就被列為省級森林公園，之后又被列為國家級森林公園，方圓4萬多畝的生態風貌被完整地保留下來，成為福州市民走進森林、親近自然、接受生態教育的重要基地。如果沒有習近平同志當年的高瞻遠矚，以五虎山的環境優勢和區位優勢，不知道有多少人盯著要大興土木搞大建設，估計早已面目全非，至今想起來還后怕。前不久，閩侯縣學習借鑒尼泊爾的經驗，決定在五虎山啟動實施“國際百裡徒步線路建設計劃”，保護發展五虎山迎來更大機遇，將為福州和全國人民生態體驗、休閑度假和環境教育提供廣闊空間。

2002年6月26日，習近平同志在三明調研視察特大洪災災后恢復情況時指出：“現在看青山綠水沒有價值，長遠看這是無價之寶，將來的價值無法估量。”

在“生態福建”戰略構想基礎上，福建創新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價值導向。特別是2014年，福建有34個縣（市）不再把GDP納入考核范圍，而是把林業的“雙增”目標納入年度考核，將森林覆蓋率作為重要指標，這在全國還是首創。同時，福建還建立了森林資源保護問責機制，對責任主體實行一票否決。

在生態省建設中，福建不斷加強自然保護區、沿海防護林、重要濕地等生態功能區的保護，同時也加大了林業自然保護區、濕地公園、森林公園的建設力度。福建在全國率先開征森林資源補償費，並且逐步完善了森林生態的補償機制。習近平同志提出的“生態福建”戰略構想，和他2005年任浙江省委書記時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是一致的。福建的生態文明建設，不僅起步早，而且力度很大。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提出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的生態文明建設、新發展理念中的綠色發展，都與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和浙江工作時的生態理念一脈相承。

採訪組：福建林權制度改革是習近平同志親自抓起、親自主導的。當年，他是怎麼提出這項制度改革的？

黃建興：林權制度改革是習近平同志最早提出來的。他任福建省委副書記時，就開始考慮這個問題。1996年5月26日，習近平同志到沙縣調研奔小康和農業農村工作時指出：“要考慮林業產業化問題，既然沙縣是林業大縣，除了要一個林業生態效益外，還應該要林業的經濟效益，真正把林業當成產業來辦。我省是全國的林業大省，林業也是我省的支柱，這個文章大家要共同來做好。”這個提法與當前習近平同志為福建提出來的“生態美、百姓富”的要求是一致的。

他曾對我說：“福建林業曾經輝煌過，隨著形勢的變化，各種矛盾的積累越來越多。如果不改革，總有一天矛盾會大爆發，必須首先在林業經營體制上動手術。我們干林業，不能隻見林不見人，林是人造出來的，首先要研究造林的人對林子的利益關聯度和關注程度，千方百計調動農民造林護林的積極性，這是林業發展的內在動力。”

我2002年5月任省林業廳廳長，他專門找我到辦公室深談了一次，談話的主題就是集體林經營體制改革。他說：“集體林本身就是村民集體共有的，應該還山於民、還權於民、還利於民。能不能把林地當成農田一樣家庭承包到農戶去？”我當場表示：“這個想法很好，我上任后的這段時間，主要花時間找省、市、縣三級林業干部了解情況，征求意見，他們的共同意見，就是林業要發展必須做到山有其主、主有其權、權有其責、責有其利。武平縣委縣政府今年4月已經出台了關於林地林木產權制度改革的文件。”

習近平同志說：“好，我們近期抽時間到武平調研一下，先搞試點。”他還提醒我：“此事要慎重，因為80年代林業‘三定’時，有些地方出現了亂砍濫伐的局面，所以中央暫停分山到戶。到現在，能不能分山到戶，中央還沒有明確的態度。我們隻干不說，試完再說。”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為什麼要在福建大力推動林權制度改革？有哪些重要的動因？

黃建興：習近平同志分管農村農業工作時，經常深入山區林區調研，十分了解福建林業面臨的困難和群眾的期盼，這促使他下決心推動林權制度改革。

林權制度改革的第一個動因，就是“形勢所迫”。當時，福建在林業方面有五個困難：一是造林難。群眾有句順口溜：“年年造林初二三，造在家的后門山，年復一年還是一片光頭山。”二是防火難。群眾不但不擔心森林火災，反而還盼著等火災后上山砍燒火柴，通常就是“干部打火，群眾觀火，領導惱火”。有一位鎮黨委書記對我說，山林著火了，干部火急火燎趕過去，群眾在旁邊看著，沒有一個幫忙救火的，還說風涼話：“你們怎麼來得這麼慢！”每場森林火災，部隊上去了，干部上去了，群眾卻袖手觀火，這是多麼令人悲哀的情景啊！三是亂砍濫伐嚴重。當時全省規模不等的亂砍濫伐事件，一年高達萬起左右，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年採伐量超過生長量的現象。四是技術推廣難。幾十年來，我們林業科技部門投入大量資金，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但農民沒有造林積極性，即使有了技術，也難以推廣。五是干群關系處理難。農民常說：“集體林干部林，群眾收入等於零。”這句話並不夸張，事實也確實如此。哪怕是重點林區的村，農民從林業得到的收入也微不足道。所以，農民稱“村裡面的林業收入是補不完的干部補貼，是花不完的干部接待，是辦不完的‘公益’事業”。一個時期以來，涉林腐敗案件頻發，干群矛盾加深。正像習近平同志預判的那樣，如果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矛盾總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