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副其實的中流砥柱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艱苦卓絕的偉大戰爭。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中國人民以錚錚鐵骨戰強敵、以血肉之軀筑長城，取得近代以來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僅體現在學界高度重視的思想引領、統一戰線、群眾動員、軍事斗爭等層面，更在於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奮起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最早發動者，是抗戰前線的最堅決抗擊者。

　　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抗戰實踐與一貫立場

　　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參與和領導，遠早於1937年7月7日全國抗戰爆發，也早於1935年《八一宣言》的發表。

　　1931年9月19日，在日本關東軍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中共滿洲省委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滿洲宣言》，明確指出“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所以能佔據滿洲，完全是國民黨軍閥投降帝國主義的結果”，“隻有工農勞苦群眾自己的政府（蘇維埃政府）是徹底反對帝國主義的政府。隻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將帝國主義逐出中國！”這份宣言不僅揭示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本質，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民黨政權的不抵抗政策，並庄嚴宣告中國共產黨必將帶領中國人民與日本帝國主義血戰到底的決心與信念。

　　9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號召全中國工農兵士一致反對日本強暴佔領東三省，以解放中國。同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工農革命委員會還發表《關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的宣言》。

　　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提出當前中心任務是“加緊的組織領導發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膽地警醒群眾的民族自覺，而引導他們到堅決的無情的革命斗爭上來”。

　　這些文獻表明，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准確判斷中日民族矛盾已成為當時中國主要矛盾，在一開始就走到了抗日的最前列。

　　1932年4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戰爭宣言》發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蘇維埃政府公開對日宣戰。這一宣言極大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斗志。

　　除上述文獻史實外，中國共產黨還通過具體革命實踐，廣泛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1934年7月，紅七軍團改編為北上抗日先遣隊，攜帶160萬份抗日宣傳文件從江西瑞金出發，執行宣傳抗日主張等任務。方志敏率部轉戰閩浙皖贛四省，雖然最終並未成功，但在沿途亮出了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旗幟，散播了抗日火種。他在獄中寫下《可愛的中國》，至今讀來仍令人動容：“親愛的朋友們，不要悲觀，不要畏餒，要奮斗！要持久的艱苦的奮斗！把各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於民族的拯救吧！無論如何，我們決不能讓偉大的可愛的中國，滅亡於帝國主義的骯臟的手裡！”

　　1935年，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宣言明確指出：“我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呼吁全國各黨派“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斗”。

　　上述史實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的抗戰立場是一貫的、堅定的。從思想動員到輿論宣傳，從組織建設到發動斗爭，中國共產黨始終站在全民族的立場上，踐行著“兩個先鋒隊”的歷史使命。這種歷史主動性和政治預見性，是其成為抗戰中流砥柱的重要基礎。而抗戰時期的國民黨則缺乏這種遠見和擔當。

　　兩種抗戰路線的本質區別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存在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一條是中國共產黨倡導的全面抗戰路線，另一條是國民黨實行的片面抗戰路線。兩種路線差異的根源在於兩黨截然不同的階級立場和政治理念。

　　一方面，蔣介石政權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充分暴露出將階級利益置於民族利益之上的本質。九一八事變后，國民政府實行“不抵抗”政策，對日妥協退讓，執意打內戰，先后與日本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等喪權辱國的協定，承認日本在中國領土上的駐兵權，劃綏東、察北和冀東為日軍自由行動區，使華北置於日本的監視和控制之下。這些行為完全背離了民族大義，助長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阻礙了全國抗日力量的發動。后來即便開始抗日，其根深蒂固敵視忽視人民、自始至終組織能力低下的片面抗戰路線也無法承擔起領導全民族抗戰的歷史重任。

　　另一方面，南京國民政府的虛弱本質必然要單純盲目依賴“國聯”、依賴歐美，缺乏自主抗戰的決心、信心、勇氣和能力。1931年9月，國民政府駐“國聯”代表施肇基就日軍對東北的侵略向“國聯”正式提出控訴，請求“國聯”主持公道。然而，日本不僅無視“國聯”的裁決，反而加緊在東北扶持傀儡政權，並於1933年宣布退出“國聯”。“國聯”調解的失敗証明，單純依賴外部力量解決中日沖突不切實際，不僅成效甚微，還在無形中縱容放任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和無恥圖謀，使中國喪失許多奮起反抗的機遇，給抗日戰爭帶來許多負面影響。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共產黨的人民立場。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明確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 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抗日根據地，中國共產黨實行精兵簡政、減租減息政策，既改善農民生活、調動其積極性，又團結地主階級共同抗日﹔開展大生產運動，實現自力更生、自給自足﹔推行民主選舉，建立“三三制”政權，最大限度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抗日力量。在此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以民族大義為重，連續打退或制止國民黨頑固派三次反共高潮，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斷得到鞏固和發展。

　　兩種路線背后的作風差異也十分明顯。“延安作風”打敗了“西安作風”，得到人民的深刻認同和全力支持。此外，中國共產黨通過廣泛開展文化建設、精神動員等，推動了民族文化的新發展﹔通過爭取國際友人，打開國際傳播局面，獲得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和真誠尊重。

　　兩種路線帶來了截然不同的歷史命運。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地代表全民族利益，通過正確的政治路線、軍事戰略和組織方式，深入民眾，成功動員廣大人民投身抗戰﹔而國民黨由於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畏懼真正發動群眾，始終未能實現全民族抗戰的徹底動員。歷史雄辯地証明：隻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堅守民族立場的政治力量，才能領導全民族抗戰走向勝利。

　　以史為鑒開創未來

　　歷史承載過去，也啟迪未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重新審視抗戰歷史，能夠為我們提供寶貴的精神資源和歷史智慧。

　　堅持人民至上是克敵制勝的法寶。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由小變大、由弱變強，關鍵在於贏得了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今天，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同樣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始終把改善人民生活、增進民生福祉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保持歷史主動性是應對風險挑戰的關鍵。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表現出來的歷史預見性和戰略主動性，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借鑒意義。面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等新形勢，中國提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展現出負責任大國的歷史擔當。我們沉著冷靜、自力更生，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著力突破“卡脖子”難題，這既是堅持科技自立自強的關鍵舉措，亦是發揚歷史主動的題中之義。

　　愛國主義是凝聚民族力量的強大精神紐帶。抗戰時期，全國人民同仇敵愾、共赴國難。今天，我們仍要繼續弘揚偉大抗戰精神，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特別在涉及台灣問題等國家主權問題上，要牢牢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讓兩岸同胞共同銘記抗戰歷史，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一個密不可分的命運共同體。

　　要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抗戰歷史告訴我們，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當前，中國正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既強調獨立自主又注重開放合作。我們要牢牢掌握發展主動權，發揚斗爭精神，堅定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要切實用好紅色資源，批駁歷史虛無主義。近年來，一些人試圖歪曲抗戰歷史，否定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特別是一些境外敵對勢力在各類平台進行信息污染，刻意操縱輿論風向。對此，我們要認真加強史料整理和研究，通過紀念館、博物館、影視作品等多種形式，再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史事。讓青年一代全面了解真實的歷史，真正傳承紅色基因，堅定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

　　（作者為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副校長、教授）